与汉以前相比，汉晋（西汉、东汉、魏、晋、北朝）时期张掖风俗，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步与中原同俗，并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而这一巨大变化首先得始于西汉在张掖设郡和移民实边。

汉匈河西之战后，西汉“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后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始先后分置张掖、武威、敦煌，并称为河西四郡，各郡下设数县。郡县制的推行，使生产方式落后的河西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之下。为了巩固对河西的统治，自西汉至东汉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移民实边；二是屯田以发展农业，以便保障移民生存和军事需要。于是，“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王道，家属徙焉”。而其中又以生活无着落的农民（即关东下贫）为绝大多数。与此同时，又征调屯田戍卒数十万到河西一带戍守边防，平时军屯。此外，一些少数民族也被强制迁入，随军戍卒及其家属也有自愿留住的。到西汉末，河西一带人口稀少的局面就被彻底改变。当时河西人口已达到61270户，280211口，按每县平均1750户计，则张掖郡十县人口已达到17500户、80000口左右。这些从西汉、东汉两代陆续迁入的中原农业人口，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也带来了中原的民情风俗。

在衣食住行方面，开领大襟双袖的麻制衣裳是汉代张掖普通居民的主要服装，一改原来少数民族“错臂左衽”的裘皮长褂。原来以肉食为主也随着农业的发展改为以青稞、小麦为主，并食用少量的葵、韭、葱、萝卜等蔬菜。牛、羊、猪和鸡、鸭是主要肉食来源，又由中原移民带来了冬食狗肉以御寒的习惯。用谷物制曲酿制的各种酒是当时张掖居民喜庆、祭祀、御寒的主要饮品。住房以木斜梁顶、版筑夯土墙的土木结构房为主，木制板门、大条格或方格拼的木窗；在靠近沼泽、湖泊地方并有少量类似“干栏”式的建筑。在潮湿地带的民居里，已使用低矮的木制卧坐具。牛、马、驼为主要交通役使工具，并开始出现轮径超过五尺的大木轮双轮畜力车。

在婚葬礼仪方面，婚嫁“六礼”已经出现，并有“合卺”风俗，在富贵人家的婚礼中还出现了撒花果和“棰杖以督之戏谑”（类似今天闹新房）的情形。汉代还会规定，女子十五以上不嫁者，要交五倍的赋税，以致出现了女十四、男十六七婚嫁的早婚习惯。此外，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婚嫁中的“门户相对”观念（后世所谓门当户对）也已在张掖出现。在丧葬上，两汉时期张掖并行四种葬俗：中原移民的棺木土葬；南山羌族的火葬；匈奴平民的无棺土葬；少数民族中穷困者的天葬。棺木土葬要请术士看风水，选墓址、择葬日，并自东汉以后行三年丧期。在张掖和整个河西的兵屯士卒，死后则一站一站运回原籍埋葬，因此在这里很难找到兵屯者的墓葬。受其影响，汉以后张掖居民逐渐有了“落叶归根、不葬客乡”的观念。

在节令习俗方面，过年、燃灯节、寒食节已是当时民间的主题要节日。西汉时这些节令习俗已传入张掖。过年成为一年中第一个，也是最重大节日。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驱鬼，这是过年的主要内容。为驱鬼，房前屋后、室内各角要全部打扫干净；院门、屋门要贴上麻、苇等纤维制成的草纸画；当夜点燃清除的垃圾及干枯的树枝、苇秆，并使其发出脆响；而羌人、匈奴人则戴上面具跳驱鬼迎神的舞蹈。二是祭神。当时主要是用碗盛满豆粥，插上杨柳枝或一双筷子，置于门户上方，以期神灵保佑门户安宁繁衍；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摆放一碗由肉块和豆、麦混合熬成的粥，用尊、盅之器盛酒以献，以谢灶神保佑食用丰足，这种习俗演变至今，逐渐并有了要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丰收”的俗语。三是守岁。除夕当夜，全家人围坐一起，吃肉和麦粥，饮茶、酒，做小游戏，筹划来年生计，小孩则在室外燃火游戏，直至次日天明。燃灯节是汉代张掖居民的又一重要节日，其成为风俗最初也是受中原移民的影响。正月十五夜，各家将事先扎好的彩灯悬置院门之上，并举家上街观赏。东汉以后，随着佛教信仰的普遍，燃灯在张掖更为盛行。当时在全国其他地方，燃灯并不普遍。由汉武帝提倡的燃灯、观灯、闹夜之类仅在宫廷流行，而在张掖乃至敦煌、酒泉一带已形成风俗，流传至今不衰。燃灯节在张掖流行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观灯节、今日的元宵节，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寒食节在每年清明节前日，当天禁止烟火，一律冷食，并祭扫先茔，修整坟墓，除草添土，以安祖魂。这是后来清明祭扫习俗的雏形。但寒食节时在春寒之际，老弱病残者在张掖的寒风中进用冷食，引起很多疾病，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到后来，寒食节就被朝廷禁止。另外，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中原民间节日自东汉以后也普遍成为张掖民间节日，并形成独特金张掖风俗。

在习尚方面，汉代张掖民俗的重要变化，就是在朝廷的提倡下，一改匈奴等民族“贵壮健、轻老弱”的陋俗，盛行孝老爱幼，扶助病残。特别是由于对兵屯老士卒的优抚，使普通居民受到很大影响。而当时的羌、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逐渐受到汉族这种良好风尚的影响。常年的兵屯、民屯，艰苦的生活环境，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使张掖居民继续保持了英武尚勇、吃苦耐劳的习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张掖也成为中国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匈奴族卢水胡建立北凉政权；鲜卑族吐谷浑、乞伏氏和秃发氏的活动；羌族、氏族的活动；多民族的交战与交流；西域少数民族和中亚、西亚商贾的活动；佛教的盛行；西凉等河西割据政权的文治武功，都给张掖的民俗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概括起来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前凉张轨、北凉沮渠蒙逊为代表的河西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不论胡、汉，敦崇儒学，兴办学校，招纳贤士，旌表忠勇，使张掖乃至河西地区文教兴盛，从而对当时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佛教兴盛，以佛教建筑为载体的宗教文化渗入张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北凉时创建的马蹄寺石窟吸引了大批胡汉信众，对当时张掖各族居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中的因果轮回观与民众中早已有的鬼、神、魂、魄的俗信相结合，使张掖民俗的内容大大丰富。

三是在自汉以来长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西域乃至欧洲、中亚、南亚的农副土特产品流经张掖，其音乐、艺术、舞蹈、乐器也流经张掖，使张掖居民的文娱生活出现了崭新内容。在此基础上《甘州子》《八声甘州》等著名乐舞形成，并成为后来唐代宫廷燕乐。因此，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大大丰富了当时张掖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四是随着民族融合过程的加快，各族居民的生活方式、礼仪节俗，甚至生产习惯和生活用具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广泛吸纳的局面。“胡床”被汉族居民广泛使用，并出现高腿桌和全面同宽的凳子，从而使汉族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是最明显的例子。

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使张掖民俗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张掖人的精神和心理品质逐渐发生重大改变，即由比较单纯的尚勇善战向既崇尚勇武又雅好文儒转变，出现尚勇而又崇文的习尚；由强悍旷达向既粗犷而又细腻转变，出现了逐好势强与同情弱小、勇善相融的心理取向；由刻苦守成向既守成为业又广泛吸纳转变，出现了开放、热情、直率的性格特征。这些心理品质的改变从本质上规定和影响着张掖民俗的演化方向，至今在张掖人的生活、生产和交际中有着种种表现。二是礼仪、节俗内容大大丰富，程式趋向繁缛；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形态明显改变，并出现了胡汉各族贵族达官追逐浮华奢侈的风气。有关这一特征的种种表现在史籍中有大量记载。

总之，汉晋近八百年间，张掖民俗发生了巨大改变。在畜牧业经济下的许多习俗被以农业为主经济下的新风俗所改变，后世民俗的许多内容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或有了萌芽。（王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