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和中华民国时期，是张掖民俗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五百多年间，长期的国家统一局面和社会的相对稳定、陆域丝绸之路贸易的衰落、张掖由边郡重镇变为内陆腹地的普通小城，都使张掖民俗走向繁复、稳定、固守，也表现出成熟和定形。这一时期张掖民俗定形的基本内容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在继承宋元民俗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内容。

（1）宋元时候中原汉族妇女缠足普遍，但在张掖还未成俗。明代以后，妇女缠足成为妇女一生的重要事件，张掖妇女也难以幸免。妇女社会地位随之低下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对妇女的观念约束和特殊禁忌越来越多、限制越来越严。于是，从明代起开始形成了片面要求妇女“无才便是德”“好女不嫁二男”“好女不上宴堂”等观念和禁忌。（2）自明洪武二十八年设儒学、正统元年设学官以来，一般居民崇尚文教和儒礼，重视对后代（主要是男子）的儒学教育，于是追求入仕、追求功名的风尚远过于前代。与之相适应的义学、社学、县学、府学以致清代书院纷纷兴办起来。这种有组织的系统的教育使张掖居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3）清朝统治后，按满清习俗，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发布剃发令，要求改汉族的束发传统为辫发。这种要求虽遭到强烈反抗，但最终被高压政策所推行，于是有了新的发式风俗。（4）明朝时，东南沿海及江南开始种植和吸食烟草，并逐渐普及到黄河流域。但明代张掖并无此说。满清统治后，烟草才传入张掖。嘉庆年间，“水烟出甘肃酒泉，又名西尖”，张掖百姓开始有了吸食烟草的习惯，口衔长管，点火而吸，民国以后才开始吸纸烟（张掖人称纸烟，实即烤烟），清末又有吸食鸦片的流毒。（5）明代开始了城隍信仰。明洪武二十六年初建城隍庙，以后历经维修、扩张，供官、民朝拜，借以祈祷平安、稳固。清代又有重修，每年清明由州县地方官组织进行朝拜，规模甚大，成为居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每年七月十五，又被视为王母蟠桃会，无论官民士女都盛装赴王母宫聚会，赏景、看戏、卖货、祀神，成为大型传统庙会。（6）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结束，居民的居住和生活长时间处于稳定状态，于是重乡谊的风气自明代开始出现。身居在外，遇同乡倍感亲切；外乡人同在张掖，互相照顾更可信赖。此种重乡谊的风气深刻影响着张掖人的社会交往，成为人际交往中除亲戚以外第二大内容。到清代，更发展为保护同乡人贸易、互相接济同乡、招徕客乡人的同乡会馆。自清雍正二年修山西会馆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民勤会馆止，多家会馆建筑富丽堂皇，功能多样，成为保护同乡的主要设施。

第二，民间信仰多元化，民间俗信复杂化，民族之间习俗的互相影响相对减弱。自唐、宋、元历代来落居张掖的伊斯兰教信仰者，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回回民族，伊斯兰教于是传入张掖。自元代以来，天主教传入，并修建教堂，到清代时信仰者不少于4000人之众。清末民国之际，基督教亦传入张掖，至民国时已有信徒超过200人。于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并行于张掖，其宗教活动对张掖民俗的影响逐渐大于民族之间的影响。仅以庙会而言，9种庙会与佛教信仰和佛教节日有关，有26种庙会与道教信仰和道教节日有关，另有民间多种节日与宗教信仰有关。受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影响，民间俗信趋向复杂。在吉凶方面：认为灵芝兆祥瑞、龙凤可呈祥、麒麟可兆喜、喜鹊可报喜、午夜狗吠吉、左眼跳有福、要发不离八，又相应有猫头鹰报丧、乌鸦可叫灾、母鸡打鸣不宁、猫不得进灵堂、右眼跳有祸、打喷嚏兆灾等等。在节日方面，春节时，户户门口的唐代守护神画像，宋代样式的桃符，自肃王驻藩甘州后出现贴春联的习俗，并与神像画并存。清代又出现了门楣上贴门笺的习俗。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之日，如晴天则年旱，如阴天则潦雨，人亦随之祸福逆顺；冬至节不吃饺子要冻掉耳朵；正月初一开始不上门借物，不催欠债等等；在饮食方面，不能在盛好饭的碗里插筷子，因为这是为死人献饭，给活人则是咒死；不能用筷子敲空碗，敲碗是自砸饭碗，一年不得温饱；不食鱼，因为鱼为龙子，或说不与龙争食（此俗直到民国12年前后才开始改变）；不食病死的动物肉，狗肉不得上席；主食不得清汤，无论面条、面片，汤清则穷等等。在平常所遇各种事端的处理上，各求其神，不能紊乱。例如：婚后不孕，求观音、拜菩萨、找送子娘娘；要想发财，求财神保佑；要成就功名，拜魁星阁、文昌宫；久病不愈，拜三皇药王殿。至于各行各业，各宗其祖，各拜其神。其他如新夫妻的被子四角不能空，应置枣、花生、桂圆、核桃等，只求“早生贵子”，但恐被空（辈空）有患；死者的衣服不能用缎子制作，否则会“断子”等等。复杂的民间习俗使张掖居民自明清以来，心理品质方面有了慎微、封闭、循规的负面影响，创新、旷达、向上的积极因素相对减弱。

另外，在全国的长期统一局面下，大规模的移民和少数民族迁徙在张掖已不多见。元以后各现代少数民族（裕固、蒙、藏、回等）或各据其地，或散居汉族区域，区域民族统治情况已经消失，强制性的民族影响不复存在。所以民族之间的风俗影响已经大大减弱，汉族习俗逐渐定形和地域化。

第三，自然环境的恶化、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给张掖居民的衣食住行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十四世纪以来，张掖自然环境继续恶化：南缘连片森林的采伐使水的涵养大量减少；洪水的冲刷使荒漠戈壁面积逐渐增大，绿洲面积缩小；沙尘暴天气开始出现，每年春季的大风开始肆虐；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受其影响，农牧业生产都更加集中和精细，以求高产量养活多人口。本地和外地传入的手工业技艺亦更加专门化、作坊化。在这种背景下，张掖人的衣食住行用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衣　读书人、小商贩、普通市民因家用相对殷实，普遍戴“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长袍为主要服装。而一般居民则头戴巾子，身着短衣（下摆短至膝以上），衣服颜色多为单色（白镶兰边、灰镶褐边等），妇女亦以裙为多，裙边镶锈花边，明代张掖女子普遍穿裤，因裹脚（缠足）而捆扎裤脚。清以后，原属营兵之服的马褂日趋普遍，无袖坎肩也被制作成单层、夹层、装绵等，在不同季节穿用。瓜皮小帽、毡帽成为最流行的头用。女子扎裤脚，外穿长裙（已开始变短，直至膝上），清中后期开始着旗袍。女子发式以少女有刘海、单辫、双丫，中年则长髻，老年则梳髻为纂，并戴簪以美化。而最大的变化是随着风多、寒长，用兰州生产的“孤孤绒”制成棉袍、棉帽以御风寒，妇女则用绒、棉制品裹头，至今远出下地干活亦然。

食??明清以来，张掖的农作物种类又有增加。明代中叶以后开始引种红薯、马铃薯、黄芽白菜等；清代开始引种玉米、辣椒；清末开始引种西红柿等。《甘州府志》记载到清乾隆时，张掖已种植谷类17种、蔬类30种、果类17种。作物种类的增加，改变了张掖人的饮食结构，以面食、肉食为主转变为米、面、肉、蔬并重，制作方法也多种多样，明末开始逐渐出现了流传至今的风味小吃。宋元时期的煮茶也改进为泡茶、煮茶并存；到清代以后张掖街头逐渐出现茶肆、茶馆。饮酒依然是张掖人的习惯。明后期吸食鼻烟、水烟的习俗也出现了。

住??明清以后，张掖普通居民的住房为木结构平顶式，并广泛使用砖雕、木刻、石刻加以装饰，一院或两院一户，门户与住房相连。房屋建筑一般较低矮、封闭，是为了抵御强风。上房住长辈、侧房住晚辈。房顶上户与户之间装有木栅栏，以便房顶晒物时互相限制。

行??明代开始，张掖人出门远则骑马，近则乘大木轮车或坐轿，结婚时新娘坐轿亦始于明代。但一般穷苦人则步行为多。

用??张掖人的家具种类自明代时增多。案与桌分开，并有置于炕上的四方小炕桌。富贵人家箱、柜、案、桌、椅、凳、床一应俱全，而贫苦人家多为箱、案、凳几种，卧具则以火炕为主。

衣食住行用的上述变化自明代开始，最晚的也有二百多年，一直存在到建国以后。这些民俗的物质形态，反映出张掖地域自然环境条件对民俗的制约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张掖民俗无论衣食住行、人生礼仪、节庆习俗、生活习惯、民间俗信和禁忌，与清代相比并无大变。而变者，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放足，二是剪发去辫，三是着短衣而去长袍马褂，后进一步改为中山装，四是出现了近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变化虽未从根本上改变张掖民俗，特别是一些恶习陋俗并未消除，但也使风气有所开化。随着近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近代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大量新事物的出现，学校的开办和近代教育的发展，对改变张掖人的社会心理素质和生产生活习惯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王国华）